今年7月23日，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和刚从微软公司退休的比尔·盖茨共同宣布，将投入5亿美元应对“全球烟草流行病”。布隆伯格是美国有名的控烟市长，2005年发起减少烟草的倡议，即“布隆伯格倡议”。纽约的烟草管理包括：禁止在几乎一切工作场所吸烟、对公众进行吸烟有害教育、帮助烟民戒烟、跟踪烟民人数变化和禁、戒烟措施的成效。

　　布隆伯格市长把控烟当作民生施政要务，控烟方案启动经费为1.25亿美元，在启动后的4年中将再增加2.5亿美元。盖茨夫妇的基金将在未来5年为布隆伯格倡议贡献1.25亿美元。除了这笔捐款之外，盖茨还宣布，“将补充支持在高吸烟率国家，如中国和印度，降低吸烟人口的计划，并帮助防止烟草流行病在非洲蔓延”。

　　控烟方案的实际措施除了增加烟草税和保护非吸烟者免遭二手烟之害外，最重要的就是“改变烟草的形象”。在中国，烟民吸的烟卷叫作“香烟”。称它为“香”，已经营造了一个有诱惑性的虚假形象。这就和鸦片以前被叫作“福寿膏”一样，烟草的形象是建立在人对它的无知上的。

　　呼伦（Huron）印第安人的神话说，古时候，土地贫瘠，人民挨饿，大神派一女子下凡解救众生。她所到之处，右手碰到土地，长出马铃薯，左手碰到土地，长出玉米。大地丰饶后，她坐下休息，站起身来的时候，土地长出烟草。1492年10月，哥伦布在美洲第一次接受了印第安人的烟草礼物，不知道这些“干叶子”是干什么用的，回到船上就把它们“丢掉了”。

　　烟草作为馈赠和待客之物至今在世界许多国家十分常见，但在发达国家却已经很少见了。今天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还会把“烟草”当礼物。自从上世纪50年代人们开始知道吸烟的危害，烟草的形象问题就引起传媒、大众文化研究和青少年教育者们的重视。这些领域成为遏制“烟草流行病”扩散的主要公共领域。从馈赠的“礼品”到危害健康的“流行病”，烟草形象的改变是发达国家烟民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西方一些国家就开始控烟。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要求别国停止出售可卡因，一方面却一再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烟草。中国现有烟民3.2亿人，其中女性烟民3000万，青少年吸烟者500万，全世界每三个烟民中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烟草进口增加了中国控烟、禁烟的难度，但不是中国烟民众多的根本原因。绝大部分中国烟民吸的是国产烟。国内甚至有人认为，烟草消费为国家增加税收（烟草业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的10%）。其实，《中国日报》1996年就曾报道，我国香烟销售所得税收额，与医治吸烟疾病所花的医疗费、人口死亡（每年有百万人死于吸烟）造成劳动力丧失、吸烟引发火灾损失相比，仅占后者的一半。

　　西方人到中国来销售卷烟的最早记录是1888年，销售者是一个名叫R.W.Mustard的美国人。另一种说法是1899年，而销售者也是一个美国人。100多年后，同样是美国人，盖茨夫妇自己掏钱帮助中国人控烟，从事的是世界性的公益事业。

　　早期美国烟草商到中国市场，只为赚钱，并不知道烟草的危害。今天的美国烟草商还在中国销售烟草，那就是以邻为壑、唯利是图的行为。盖茨夫妇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从西方，包括美国进口卷烟，在考虑其祖国的商贸利益和维护人类的健康利益之间，他们选择的是后者。这是一种世界公益事业的利他选择。

　　世界公益事业的价值基础是人类的健康权利和福祉，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国家、地方主义的眼前利益。盖茨夫妇是活跃于国际间的控烟大使，更是热心的控烟义工。希望中国也能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控烟市长、县长，一个又一个的控烟慈善人士和控烟义工，共同把控烟当作民生大事。聚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中国的控烟一定能和美国一样取得成效。（作者系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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